如今的北京城，各个行业都少不了职业妇女，巾帼英姿熠熠生辉，真正实现“妇女能顶半边天”。
然而，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由于受封建制度的桎梏，妇女活动空间被束缚于家庭周围，被排斥于社会公共空间之外。尽管如此，在明清以降的北京，仍然有一些社会底层的妇女，为了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和实现自我价值，勇敢走向社会，从事着各种职业劳动。她们的职业选择很有限，却尽己所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缝穷妇是指旧时以为人拆洗缝补衣物为业的妇女，她们或游街串巷揽活,或进入人家缝洗,或守家为业,以接活为生，可以说是北京旧时底层社会的女裁缝。她们最常做的活计是搬着小板凳坐在市井道旁，面前放着包袱皮和筐子，筐里装着针头线脑和各色洗净的旧布，为路人缝补破损的衣裤，或做些鞋垫等零碎小活。由于她们都是贫苦人家的妇女，兜揽的又大都是路过的贩夫走卒等城市贫民的生意，是穷人伺候穷人，辛苦一天也只能挣个仨瓜俩枣的小钱，所以被称为“缝穷”。
清代前因居士随记清代康乾年间京师生活习俗的诗集《日下新讴》中，有一首专写缝穷妇的诗：“远来非为趁闲游，一种民生口谋食，辛苦缝穷诸女伴，携篮尽日返街头。”可见缝穷女大都是家居北京附近的穷苦妇女，她们大老远的结伴携篮来到京师，踯躅在街头上，为人缝制缀补衣服，以此谋生糊口。
缝穷妇在街头露天做活，日晒雨淋，风雪载途，无疑十分辛苦。清代乾隆年间国史馆纂修官蒋士铨著《京师乐府词》，描写北京下层社会各种行当人们的生活，在第15首的“缝穷妇”中写道：“独客衣单襟露肘，雪中冻裂缝裳手。檐风吹面身坐地，儿女争开啼哭口。夫难养妇力自任，生涯十指凭一针……君不见红粉云鬟住深院，双手不亲针与线。笑他女儿性癖习女红，穷人命薄当缝穷。”这首诗把缝穷妇艰难的街头缝补生涯描写的极为细致：她们冒着雪坐在冰冷的地上，用冻裂的手为人缝补衣裳，不顾檐风扑面和小儿女在身边的啼哭，因为全家的生涯全靠她们十指上的一针一线。诗人把缝穷妇的生活与富贵人家妇女的生活进行对比，一发同情之叹。
卖婆旧指出入人家以贩卖货物为职业的老年妇女。她们或提篮挟匣，或背包挟裹；有时结伙，有时独行；有时走街串巷，有时登门入户，推销商品货物。
早在明代，卖婆这一行业已经出现在一些文人笔记中。明末范濂著《云间据目抄·记风俗》：“近年小民之家妇女，稍可外出者，輙称‘卖婆’。或兑换金银首饰，或贩卖包帕花线……苟可射利，靡所不为。”可见卖婆多为民间清贫人家的妇女，从事的行业类似现在的商品推销员。
清代北京的“卖婆”比较活跃。清人所著的风俗志书《燕京杂记》记北京商业甚详，其中有述“卖婆”一节：“京师有抱物登门卖者，俗名之曰‘卖婆’，珠翠满箱，遨游贵宅，常得其妇女欢。如欲奇难宝物，皆可立至。盖市上商贾，利其易售，无不乐舆，彼亦从中获利，多有致巨富者。”可见北京当时的卖婆主要是做豪门富户的生意，推销对象多为大宅门内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所售的货物大都是女性所用的珠宝首饰及化妆品之类，宅门闺秀想要的珍玩她们也很快就能找到，所以她们能得到闺阁妇女的欢迎，货品出售顺利。京师市场上的商贾都很愿意与她们交易，她们自己也能从中获利。
卖婆作为登门入户推销商品的行商，要讨喜客户，投其所好，自然要注意外表形象和言谈举止，当时有人形容她们为“俏其梳妆，洁其服饰，巧其言笑，能以甘言悦人。”清代嘉庆年间得舆所著《京都竹枝词》说卖婆是：“珠花翠饰为长业，全仗青年话语和。”
稳婆，旧时指以替产妇接生为业的妇女。因历史时期和地域不同，又有“隐婆”、“产婆”、“接生婆”等多种称呼。
北京自元代起，有关文献中就有稳婆的记载。元代熊梦详《析津志辑佚》中言：“又有稳婆收生之家，门首有大红纸糊篾筐大鞋一双为记，专治妇人胎前产后以应病症，并有通血之药。”可见稳婆除了接生以外，治病已扩展到胎前产后的妇科病，并顺带卖些妇科药，而且还有招揽生意的独特标志。
明清以来，以收生为职业的稳婆一般都在自家门前挂有招幌，老北京人习惯称之为“收生姥姥”或“吉祥姥姥”。著于晚清的《燕市积弊》中写道：“北京管着收生婆称为姥姥，其实正名儿就是稳婆，门口儿挂着个小幌子，上写‘快马轻车，某氏收洗。’”收生姥姥多是家传而成，先是从打下手开始学习，具有一定的经验后才能挂牌营业。
老北京的通例是约在产妇临产前三四个星期,即将稳婆接来“认门”，对产妇略作诊视，至临产时,再请其来家接生。孩子生下三天后，按老北京的风俗，必请稳婆来家给婴儿“洗三”，就是给新生儿洗澡，并循例予以厚赠。
明末至清代，稳婆除了为民间产妇接生外，还凭借其妇科经验及女性身份，被皇宫招用。明蒋一葵在《长安客话》言：“在民间收生婆中预选名籍在官，以待内庭召用，如选女则用以辨别妍媸可否，如选奶口则用等第乳汁厚薄、隐疾有无，如内廷有喜，则先期预集老于事者直宿，日夕候之，事定乃罢。”也就是让稳婆进入宫廷负责三项工作，一是对入宫的女子们进行身体检查，二是检查入宫奶婆的奶水及隐疾，三是为皇帝的妃嫔们接生。
此外，稳婆还会被官府委以女囚验身、女尸检查等勘验工作。顺治十八年（1661年），皇帝准许在审理重案时令：“有应检验尸伤者，移咨刑部，委司官率领仵作稳婆会同检验，填录尸格”。清代的《刑案汇览》中提及的刑部司务厅的人员设置中明确：“充补书吏皂隶人等，经承九十八名……稳婆二名，刺字人役二名，仵作二名。”刑部还明确规定：“各役四季工食，仵作十八两，稳婆八两一钱，刺字役六两。”
老妈子旧指岁数较大的女仆、女佣人，在早年间，老北京人称之为“老妈子”，类似于后来的保姆，现在的称谓是“家政服务员”或“阿姨”。因为老妈子只是给主人家干活和看管家的雇工，所以老北京有一句俏皮话：“老妈子拿钥匙，当家主不了事。”
过去在北京当老妈子的，以河北三河县一带的妇女最多，过去唐山地区有一出很有名的蹦蹦戏《老妈私访》，唱的就是三河县老妈子的事。
当然，在北京做老妈子的也并不都是上年纪的妇女，清代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中有诗曰：“脚下鲜明布褂蓝，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妈称谓何曾老？弱齿无非二十三。”可见做“老妈子”的，也有二十许的年轻女性。
过去北京有“老妈作坊”，专司介绍雇用老妈子之事。清末民初学者齐如山在其所著的《故都三百六十行》中写道：“现在之佣工介绍所，从前叫老妈作坊，其实即老妈所住之店。老妈被辞或乡间新来，欲当老妈之妇人，皆住其中。人家欲雇老妈者，亦往其店去找。”民俗学专家邓云乡曾回忆小时候人家雇用老妈子的情况：“我家住在皇城根陈家大院，院里住户人家，都有男女佣人，谁家用老妈子，都到灵境胡同口上的‘冯安氏佣工绍介所’去找人。那是一个高台阶三间正房，一东一西的小院，主人冯安氏当时四十来岁，能说会道，也十分负责。”
其实，当时在北京做女佣人的并非只有三河人，“三河老妈子”只是一个统称。据民国时《大公报》记者调查：“北平老妈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落魄的旗人妇女，丈夫没有相当职业，全家生活无着，不得不出来为人做雇工。第二是北平附近的农村妇女，因为年来天灾人祸，她们迫于饥馑，不得不出外谋生。第三如陕西河南东北各灾区难民，逃来故都，无以为生，不得不踏入雇工的一途。”总之大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加人老妈子的队伍。
取灯是老北京人对火柴的俗称。换取灯儿就是“换火柴”的意思。在旧时北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走街串巷捡拾、换取破烂儿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常以取灯儿（火柴）或肥子儿（就是皂荚的黑色核，把它用水泡开成黏液，妇女用来抿发。）换得住宅人家的废纸、旧鞋、碎布等，再卖给集中收购的地方，获得微薄的赢利,聊以糊口谋生，被称为“换取灯的”或“换肥子儿的”，类似现在的废品回收者。
民俗学家齐如山在《故都三百六十行》中写道：“一般勤苦妇人，每日荷筐游行各胡同中，专收人家破烂纸张破碎布条，惟不买而换，盖犹存太古货布之风也。”可见她们是用以物换物的形式收废品。作家林海音介绍说：“换取灯的”妇女大都是旗人，民国以后，无以为生，便做了这样贫苦劳动妇女，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她们的呼唤声。林海音还在其散文《换取灯儿的》中，对她们的生活做过形象描写:“‘换洋取灯儿啊！’、‘换榧子儿呀！’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她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像换洋取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
“换取灯的”用取灯或肥子儿换取来废品后，经过归纳整理，大概分为几个不同种类，送往不同的作坊出卖。据齐如山在《故都三百六十行》中介绍，主要有以下数种：“一为烂纸，则归南下洼之白纸作坊另行抄纸。二为旧夹纸箱，整好归花市一带作纸盒之作坊。三为尺寸较大之破布屑，归袼褙作坊，刷夹纸禙，作鞋帮鞋底之用。四为破布条归铺陈市，捆擦地板之墩布用。”
尽管在“男尊女卑”观念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旧京三百六十行中的女性劳动者地位不高，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早冲破封建桎梏的城市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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