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曾两次到乌拉嘎金矿局深入生活。一次是陪作家阿城深入采金现场采访，另一次是因为1990年12月9日夜里金矿丢了500两黄金，12月20日，我随省里黄金公司和省公安厅破案专家组到乌拉嘎采访。两次花了半个月时间，写了两篇报告文学《金矿行》和《生产货币的矿长——伦昌》。两次采访，给我留下的当地的人文风俗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
时下伊春的文史专家们正在挖掘伊春的文化遗产，已露头的有林业文化，恐龙文化，金祖文化，抗联文化，知青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等，我把我那两次去乌拉嘎采访留下的对人文风俗的记忆写出来，对文史专家们挖掘伊春的文化遗产或许有益。
盛夏的小兴安岭是绿色的海洋。步入乌拉嘎地界，眼前出现的金黄的矿坑，金黄的尾沙堆，金黄的沙石路面……方、圆、点、线，同绿色的海洋组成了一幅幅金光闪闪的图案。
我这个只懂汉语的汉族人，从“乌拉嘎”三个字的发音里没听出点什么意思来，只好求教于当地人。
达斡尔族老汉告诉我：乌拉嘎是高山峻岭的意思；满族姑娘说：乌拉嘎是美丽的山川；鄂伦春小火子说：乌拉嘎是大河的尽头。
原来乌拉嘎这个小镇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地。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名字里没有离开山和水。他们对这里的地形有个共同的称呼：“关门嘴子，迎门山”——地下有黄金的意思。
黄金在这里主宰着人们的贫富。在乌拉嘎采到的最重的金疙瘩36两。早晨是个身无一文的穷光蛋，晚上有可能成为万元户。为了交上好运，人们给自己立下了不少规矩，有的已成习俗延续下来。
——金子规范着人们的行动。早晨打了碗，这一天就不准上山了；把戴眼镜的男人和女人等同起来——不准进采金场；不准唱歌、跳舞、说丧气话；我有背手走路的习惯，人们说：在这里倒背着手走路，是没有金子的意思。我马上甩开双手前行，不能给人家带来晦气。
——金子规范着人们的语言。淘金人视“扔”不吉祥，逢“扔”说“飞”；淘金人不愿被“坑”了，遇“坑”念“跌洼子”；淘金人忌“黄”，指着黄瓜叫“刺儿瓜”，抽的黄烟叫“元烟”；断了叫“再生”，害怕金线断了捻儿；工地上有人喊：“猫咬了。”我们凑去看，是石头砸了脚，大灾化小灾，小灾说无灾，是乌拉嘎人的脾气；淘金场上，领头的说：“抽烟。”干活的便呼呼啦啦地休息去了——忌说休息；日薄西山，领头的说：“喝水。”淘金工们便收拾收拾上路了——忌说下班。
——金子逼迫人们创造了一种吉祥的语言。乌拉嘎的居民中，姓程、姓袁的居民占的比例大，我私下查问了他们的家谱，姓程、姓袁的爷辈儿多数姓黄、白、刘。“黄白刘”被淘金工视为不吉利，有谁还去姓它，便改姓程、袁了！
晚风从西山谷里习习而来，一伙孩子在跳皮筋儿，口念儿歌。细细听去，那儿歌是我闻所未闻的。
“冻七不冻八——七八层纸防寒。锹镐钉丝麻——工具。烟酒肉蛋茶——生活用品。”
“隆隆”、“突突”、“莎莎”声搅成一片。沙堆接沙堆，来到沙堆间，犹如置身于埃及金字塔群内。
搭伙的、单干的、住马架子的、睡塑料棚的。上至白发苍苍的，下起开裤裆的，都在翻沙觅金子。看这场面，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
在高高的沙堆群落间，一个小姑娘，一个小伙子往同一个流子里“刷哗，刷哗”地撮沙淘金。
小伙子裤衩背心儿。小姑娘短衫短裤，右撇子使锹，左手小指特粗，右腿膝盖起块老茧。这是淘金工的印记。我问小姑娘：“多大了？”
“不。每天采的金子用窗户纸包一包，写上日月。每人一只铁钉，用钉帽做戳，盖印封好，半月分一次。”
我们唠着嗑，小伙子把金子从流子里弄到簸子里，再清流，剩下金子。一天的果实都在这里，有手指肚大小一堆儿，黄黄的，杂着三颗高粱米粒大小的渣拉块儿，他俩高兴起来：
晚饭后，宣传部的栾部长陪我去访问一位老太太，她叫张玉昆，已是古稀之年了。她的老伴儿叫毕树元，离休了。他凭着采金积累下的经验，看看地形就知道地下的含金量。他组织了一个家属采金队，他和大家一起干，拿相同的报酬。有人说他若是想当个带头富起来的员，早就是个百万富翁了。
他少拿了钱，但朋友多。老两口独门独院，伴着他们的是一条大灰狗。栾部长说：“这里不准养狗，可是没有一个打狗队员打他家的狗。”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夏天，满院子的花开得粉、白、红、蓝、紫。张玉昆见我们进院，忙着擦沙发，冲茶水。一见就知道她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栾部长事先向她打过招呼，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对自己的身世毫不隐瞒，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说起来：“我是‘新妇女’”。她说这话时脸上露出感激之情，“李敏主任到我家来过，她说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把我们经历的告诉后人。”
1949年阴历二月十七，哈尔滨妓院被人民政府封闭了。张玉昆获得了解放，走出妓院，她和她的姐妹们被人民政府称为“新妇女”。1949年2月24日(她用旧历计月日)147名“新妇女”坐火车去佳木斯。在佳木斯学习、治疗、体检没病后准许坐船沿黑龙江逆水而上。去乌拉嘎金矿局给淘金汉们做新娘。
做新娘的心情该是喜悦的，可是她们却不安，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男人。
金矿局张少久局长亲自去佳木斯接新娘。一次接这么多新娘，在婚姻史上是罕见的。张玉昆被任命为“新妇女”的队长。
黑龙江的右侧是苏联，左侧是中国，两岸的居民很少，与花红酒绿的哈尔滨比起来，有些荒凉的感觉。
她们在宝安村下了船。这是个只有几户草泥房的边境小屯儿。有民谣说：“到了保安村，不死也发昏；进了腰站，命送一半；到了乌拉嘎河，不死也难活。”
“新妇女”是从火坑里救出来，什么也不怕，她们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下了船，金矿局前来迎接的胶轮大车队已候在那里了。
这些被旧社会一直认为最下等的女人，如今有人敲锣打鼓当成贵宾迎接，她们一阵欣喜。心想，迎接的人中可能有自己的新郎！
“不行。”矿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这些女同胞今生没享受过婚姻的自主权，现在解放了，在领导下，我们应该把被剥夺了的权利归还她们。由‘新妇女’选矿工。”
她们在过去的年月里不知道接待过多少男人，都是别人替她们安排的，得强做笑脸迎接，每人都有一腔辛酸泪，今天由自己选男人，翻身了！自由了！
这场婚事的决定权操在“新妇女”手里。淘金汉为讨新娘的欢喜，都动手打扮起自己来。剪头，剃须，洗脸，穿新衣服，个个胸前都别个小飞机纪念章(那是矿工们给人民政府捐赠一架飞机后，政府发给他们的纪念品)。
矿领导给“新妇女”三项任务：学习，扫卫生，和矿工一起打防火道，建立感情。
“新妇女”看上了哪位矿工，便找工会主席李佩之，指着说：“我想和他谈谈。”
“新妇女”也有些慌，不及早下手，新郎被姐妹们拔了大茅咋办？都争先恐后地挑选意中人。
“不行不行。”李主席摆摆手说，“矿工多，‘新妇女’少，矿上作出决定，不准干部和工人争嘴。”
“新妇女”只剩下张玉昆没谈了。副局长孙伯安着急了，问玉昆：“你怎么不谈？”
晚上，一对儿一对儿的找地方建立感情去了。孙伯安在操场上喊：“毕树元，和张玉昆谈谈去。”
张玉昆和毕树元结了婚，没生孩子，但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两个人从来没红过脸。采金队的男女们，每天晚上都到他们家来热闹一阵子。
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147名“新妇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乌拉嘎只有3个了。乌拉嘎金矿局曾是一座年产3万两黄金的现代化大金矿。“新妇女”的功绩被载入了史册。
夜深了，我们告辞。张玉昆追到门口小声对我说：“听说大城市里现今暗地里又有妓女了？”
她说：“刚解放那咱没有法，可是管住了，现在有了法倒管不住了，这是咋了？咱们国家可不能再出现‘新妇女’了！你写文章，把我这句话捎上，就说是一位老妓女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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