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表盘上，依然转动的时针，顽固地走了一圈又一圈，独自述说曾经的光辉岁月。而在这铺面的对过，一座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厂，也正努力在新路上稳步前行。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的最后一年，那时候，“41岁”的上海手表厂正值壮年，却仿若提前步入衰年，曾是“民族轻工业的骄傲”的企业，正一点点变得暗淡无光。“真正面临着内外交困。”坐在简陋的会客室里，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海明感慨地回忆。
1955年9月，上海几十家钟表企业的58位制钟和修理钟表的技师，成功试制出第一批长三针的17钻细马手表，从此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时隔三年之后，刚刚挂牌的上海手表厂推出了第一款A581型上海牌手表，当年的报纸描写手表上市时的盛况说，上海第三百货商店顾客盈门，试销的100只手表半晌就被抢购一空，还有一千多位顾客登记预约，“各地寄来询问的信件堆得像小山一样。”统计显示，从1955年成立到1994年，上海手表厂共卖出1.2亿只手表，上缴国家利税超过52亿元，最鼎盛的那几年，每四个戴手表的中国人就有一个戴上海牌。直至今天，很多上海“老克勒”还喜欢那款寓意“1958年第一款”的A581型上海手表，不过，相比于昔日一表难求的辉煌时期，现在，这种手表更多地指向了怀旧的意味。
而到了1999年的上海手表厂，却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芒。像全国其他37家手表厂一样，企业沉睡在过去统购统销模式下，生产能力不加节制地“膨胀”，市场的胃口却早被撑得“消化不良”，加上90年代国门打开后，日本的石英表长驱而入，国产机械手表一夜之间全线溃退。那时的国内手表厂，库存积压严重，市场恶性竞争，大家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存货，120元一只全钢手表，贱卖到十几块还没人要。
这一年，上海手表厂宣布破产，随后进行股份制改造，时任副厂长的倪海明临危受命，就任改制后的上海表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当时面临的情况是，账面现金流为零，一堆银行债务，几乎是资不抵债，还有6800名在职和退休职工，眼巴巴等着领工资、报医药费。”倪海明回忆说，当时一个月光医药费就要140多万元。
怎么办？军人出身的倪海明憋着一口气，“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闯一条新路。”倪海明深知，几十年工艺积累的上海手表厂，最大的资本就是技术优势，他拿着轻工业局支援的帮困资金，把有效的人员、设备组合起来，三个月内拉起了一支新队伍。彼时，全国38家手表厂都在生产同一种机芯，产品同质化严重，走时准确的石英表一来，国内市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倪海明当即决定，集中力量研发多功能机芯，直接跳开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进发。
这一次，倪海明“押对了宝”。工艺复杂的多功能机芯大获全胜，3万只机芯给上海表业带来将近300万元收入，第二年的利润又一下子飙到1000万元。“国内机芯一只卖20元，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后，一只定价115元，而其中成本也仅30多块钱。”
倪海明领航的上海表业，每年保持1000万元的盈利。这样“不温不火”的效益，也许并不值得恭维，但在倪海明的理念里，他需要先让企业“活下来”，再等待一个新的世代的到来。
自然，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发展模式叫好。在上海表业的盈利构成中，出口机芯创造了八成以上的利润，而“上海”牌成表仅占全部产值的5%-10%，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以为上海牌手表已经消亡，这让那些对“上海”牌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难以接受。
倪海明这样解读上海表业的“代工模式”：“手表企业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做机芯，一种是做成表。但无论做什么，最终的竞争力都靠品牌。”他说，内外交困的峥嵘岁月里，上海表业靠出口机芯突破重围，相当于一条长腿先迈了大步。当时一个最现实的因素是，董事会要求企业当年就产生利润，“而且必须是现金。”相比于成表10-14个月的资金回收期，机芯的周转期一般只需3个月，而且40%-50%的利润率远高于成表，盯着机芯出口的代工模式，成为历史条件下的市场选择。
“不过，代工并不意味给别人做嫁衣。”倪海明正色说，上海表业研发的机芯走时精准，有些高端机芯不亚于瑞士名表，“上海”品牌在欧美二线制表企业中已很响亮。
让倪海明信心倍增的，是上海牌陀飞轮机芯。这种摆脱地心引力的钟表调速装置，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准，此前一直被欧洲钟表师傅所独掌。2005年底，为了庆祝上海手表问世50周年，上海表业在人民广场举办了一次大型活动，推出50只标价十万元的陀飞轮纪念金表，一开始大家心里都打鼓，这么贵的表卖得掉么？没想到，很快就被预定掉十几只，三个月内50只表全部卖光，“当时胆子太小，没敢多做几只。”
实际上，做机芯风生水起的上海表业，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成表市场的追求。“上海牌手表的品牌价值和情感积淀，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资源。”倪海明被人问得最多问题之一，是怎么用好“上海牌手表”这个金字招牌，而在他的内心，回归成表这条路早已经酝酿多时。“这几年机械手表的价值出现回潮，这对坐拥品牌资源和核心技术的上海表业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倪海明向记者透露，按照他的规划思路，未来几年内，上海牌手表的产量将逐步增加，“成表的比重今年要突破15%，明年做到20%，三五年后回升到五五开。”不过上海表业一位员工也透露，当年为了让上海表业轻装上阵，处理库存、退休职工医保等留守事宜都交给了另外成立的新世纪表业公司，而“上海”手表的品牌所有权也留在了新世纪所在的摩士达，现在，董事会对成表投入还比较谨慎，担心万一哪天品牌授权被收回。
倪海明语气平稳地说，上海表业现在不急于冒进，他看好国内的中高端手表市场，也对自己的技术和品牌很有信心，他在期待一个好的时机下的战略合作者，“首先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然后有现成的销售网络，再结合上海表业的机芯设计优势，上海表业将会迎来一个新的世纪。”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升空后，航天员翟志刚首次出舱时所戴的航天表，其机芯就来自上海表业。“这种航天表对机芯的要求非常严苛，要在-80℃到100℃范围内正常运转，而一般的机芯在-40℃就停表了。”倪海明说，当时上海表业研制了几百个航天机芯，严格控制了机油、材料的热胀冷缩系数，使之完全不影响计时的精度，上海机芯也成为继欧米茄、伯爵之后，全球第三只装配航天表的机芯。
倪海明津津乐道的还有，上海牌陀飞轮机芯的精度高、离散性小，修正范围仅在正负15秒之间，至少在短期精度指标上，已与瑞士名表相差无几。很多人曾非常惋惜，上海机芯这么好的品质，只卖到瑞士表的十分之一，实在是太吃亏了。倪海明却有自己的正面解读，他不急于一口吃成胖子，相反，他笃定地认为，“国产手表的生存空间，正是瑞士表创造的价格余地。”
朝着瑞士手表留下的“十分之九”价格空间，上海表业打出了“时尚化”、“保值化“的牌。倪海明和中国金币总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3克纯金浮雕表盘、1/20盎司熊猫金币作表壳的纪念金表，标价7000元——10000元，去年卖了3500只，今年预计还能卖出3000只。这款纪念表的热卖，让倪海明坚持让上海手表进入首饰行业，他知道，卡地亚、万宝龙等国际品牌，都是横跨珠宝首饰业，手表早已不单纯是一种计时工具，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销售网络的症结，一度让上海表业困窘。尽管南京路上的亨得利专柜中，常有港台的客户慕名而来，但倪海明也坦承，上海表业的成表销量主要集中在上海，而上海至今还没有一家专卖店，“今年要开出一家专卖店，最理想的是今后再开5-6家。”他还谋划在北京、上海、重庆三地布局，通过与大的商业渠道合作，形成三点辐射的区域性销售网络。最近，倪海明又组织一帮新进大学生，筹建自己的网上销售平台，还与东方网的电子商务平台嫁接，把销售的触角主动伸到网上。
过去，陀飞轮总与高级手表的概念绑在一起，而这个领域通常是欧米茄、宝玑等瑞士名表的天下。现如今，上海表业的产品线万的轨道双陀飞轮表，“这种技术放眼全球也处在领先水平。”倪海明说，他要打造一个有含金量的高档品牌，让消费者逐渐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上海手表也有高档表。
不过，尽管总有人热心地鼓动，倪海明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上海手表离国际品牌还有长长的路要走。“绝不是五年、十年的时间，而是要靠一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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