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3日，刘承司驾战斗机叛逃台湾，这一事件迅速在海峡两岸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首个在新中国成立后驾机叛逃的飞行员，刘承司的行为不仅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也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叛逃后，他在台湾备受重视，甚至迎娶了一位出身豪门的千金小姐为妻，风光一时无两。台方更是将此事大肆宣扬，试图借此在意识形态和舆论战中获得优势。
然而，这起事件所带来的震动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层面。由于刘承司的叛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战斗机叛逃事件，其恶劣影响迅速蔓延至解放军内部，特别是海军和空军。东海舰队在此次事件中首当其冲，受到了各方质疑和指责，甚至连高层也因此深感不安。
为了彻查事件的前因后果，立即成立了一个由41人组成的庞大检查团，亲赴东海舰队展开全面调查。这个检查团由时任军委军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的李作鹏率领，成员包括了多位军中要员，阵容可谓空前强大。
在长达十几天的检查中，李作鹏等人对东海舰队的各个重要单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他们不仅实地走访了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和驻岛部队，还听取了包括舰队、基地和东航在内的多个军、师以上单位领导的详细汇报。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了多场座谈会，涵盖了从师团干部到基层战士的各个层面，旨在全面了解事件的真相及其深层次的原因。
经过深入调查后，检查团终于得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结论。李作鹏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坦言，东南沿海各省共有十几座空军军用机场，几百架战斗机每日都在执行作战值班任务，这些机场的环境和条件相似，按理说安全管理也应同样严密。然而，唯独东海舰队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叛逃事件，这无疑让人深思。这一现象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加复杂和深层次的问题。
检查团的调查结果显示，刘承司的叛逃虽然表面上看与他的个人思想动摇和敌方的策反活动直接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远不止于此。这起事件暴露出东海舰队内部管理上的严重漏洞。各级领导对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足，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以至于未能及时发现和预防潜在的叛逃风险。
李作鹏明确指出，作为领导者，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强调，首先，飞行员的选拔标准一向极为严格。每位飞行员都要经过层层政治审查、技术考核和身体检查，绝无“放水”的可能。每一个环节都像是一个无情的筛子，将不合格的候选人剔除，确保留下来的都是最优秀的飞行人才。
政治审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每一个飞行员都忠诚于党和国家，心志坚定不易动摇。技术考核则是为了验证他们是否具备驾驶复杂战机的能力，因为战斗机在空中飞行时，任何技术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身体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飞行员在高空中的生理承受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战斗力。这样的选拔机制，理论上讲，已经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然而，飞行员的选拔标准虽高，部队的管理却未必尽善尽美。正如检查团所揭示的那样，东海舰队内部的管理存在明显的问题。部队平时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生活管理也相对松懈。官兵们的精神状态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心理问题更是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以刘承司的叛逃事件为例，据说他的叛变与一块手表引发的矛盾有关。这块手表，原本是作为奖励飞行员的一部分福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块手表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一件奢侈品，而对于飞行员来说，则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
因此，当刘承司得知自己可以领取一块手表时，他心中无比欣喜。这不仅仅是一个物品，更是部队对他能力和贡献的肯定。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去领取手表时，却被告知因为大队长丢失了手表，急需补领一块，所以只能将本应属于刘承司的手表先行给了大队长。刘承司的名字被无情地从领取名单上划去，这个消息无异于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
刘承司心里憋了一口气，觉得队伍没给他发手表，这件事让他既愤怒又失望。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会被如此随意地处理，为什么自己为队伍付出了这么多，却连一块手表都得不到。那块手表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个物质奖励，更是对他辛苦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但现在，手表没了，尊严也似乎被剥夺了。他满腹委屈，又无法找到合理的途径发泄，于是决定做些出格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某天，他走进了驻地附近的小店，买了一个廉价的小闹钟。这个闹钟毫不起眼，塑料的外壳看上去甚至有些劣质，但刘承司却像捧着什么珍宝似的，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旧绳子将它绑好，挂在了脖子上。他走回部队，故意让大家看见。队友们看到他这幅样子，先是惊讶，接着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有人好心劝他：“刘承司，你这是干嘛呢？快把那玩意儿摘下来吧，太丢人了。”可他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根本不理会。
不久后，领导也听说了这事。刘承司的行为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毕竟这样的事情在部队里还是第一次出现。领导找到他，语重心长地说：“刘承司，你这样做影响不好。快把闹钟摘下来，别再闹了。”但刘承司固执己见，依然不听劝告，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每天都戴着那个闹钟，仿佛在向全世界宣示他的不满。
事态的发展让上级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们勒令刘承司停飞，要求他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态度好才能重新飞行。对他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心里的那股不满之气本就未消，现在更是愈加愤怒。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坚决不写检讨，表示自己没错。
在这个愤懑和困惑的状态下，刘承司开始偷偷地关注起一些不该接触的事物。他私藏了一个旧收音机，每当有空的时候，他就偷偷地调到台军电台的频率，聆听那头传来的广播声。那时候，蒋的政权为了策反内地的人，专门通过电台广播进行宣传。他们用声音甜美的女播音员来播报台湾的繁华生活，极力渲染那里的自由和富足。
广播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描绘，仿佛那里才是人间的天堂。而且，这些策反节目每天都要重复播送好几次，内容详尽，甚至介绍了从大陆沿海各机场到台湾各地的航向、时间、识别方式等等，细致到让人无法不动心。
刘承司听得入迷，心中渐渐被这些诱人的描述所打动。他本来就对目前的处境心怀不满，再加上对岸的美好生活图景在耳边不断重复，开始让他动摇了。他在心里暗暗盘算着：如果真的叛逃过去，是否真的会有这样好的待遇？那些金灿灿的黄金和柔媚的女子，真的会像广播里说的那样，成为他新生活的一部分吗？他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让他越来越坚定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下定决心后，刘承司开始暗中为叛逃做准备。
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悄然完成后，刘承司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不再像之前那样顽固不化、拒绝反省，而是主动表现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模样。之后，他又写了一封深刻反省的检讨书。
检讨书里，他痛陈自己的过失，反复表达了对自己过往行为的深刻反思和悔恨，字字句句仿佛都在倾诉着他那“觉醒”的心声。他一再承诺，今后必定改过自新，严守纪律，勤奋工作，不再让组织失望。他的文字充满了真诚，似乎他真的下定了决心，要从此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领导们接过他的检讨书，翻阅之后。认为刘承司的检讨写得相当深刻，言辞恳切，让人看不出一丝虚伪。领导们商量后，觉得他既然知错能改，就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毕竟他的飞行技术在队里数一数二，能够继续为部队效力，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经过再三考虑，领导们最终决定给他一次机会，同意让他复飞。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切只是刘承司精心策划的伪装。他的目的就为了叛逃做准备。1962年3月3日，刘承司如往常一样参加飞行训练。他登上了那架熟悉的米格-15战机，发动引擎，熟练地操作着操纵杆，战机在跑道上滑行，逐渐升空。按计划，他该像往常一样，围绕机场进行常规飞行训练。然而，当他驾驶着战机盘旋在机场上空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疯狂的念头。
“就是现在！”他心中大喊一声，猛地推了一下操纵杆，战机瞬间拔高，直冲云霄。接着，他迅速调整方向，让战机贴着海面飞行。当战机的轰鸣声逐渐远去，地面上的人们才意识到，刘承司并不是在进行普通的飞行训练。他的举动震惊了整个基地，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刘承司，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背叛祖国的可耻叛徒。
刘承司叛逃事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军队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上级迅速成立了由李作鹏等人组成的检查团，旨在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深挖潜在的问题和隐患。检查团的成员们怀揣着沉重的使命感，日以继夜地研究分析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力图从各个角度找到真相，给上级一个交代。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检查团的工作开始逐渐脱离实事求是的轨道。他们不仅对刘承司的叛逃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还把问题上升到整个海军系统的管理层面。在撰写汇报材料时，他们将自己的分析高度概念化，用抽象的语言“作文章”，甚至不惜编排一些所谓的“对子”，以期在文字上增加分量，迎合上级的期待。这些材料被递交到更高层时，表面上显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但在细节上却缺乏扎实的事实依据，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对此颇有微词。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萧劲光直言不讳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