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22日上午6时20分和6时45分，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丁字沽派出所先后接待了两名被三棱刮刀捅伤的女工的报警：
先来报警的是天津冶炼厂女工田瑞淑，她来到派出所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脸颊，鲜血从指头缝隙里溢出来，将接待她的民警吓了一跳。在作了紧急处理后，田瑞淑叙述了她被害的经过：“今天我原本上的是6点的早班，但是我睡过头了，出门的时候就已经5点45分了，大约在6点05分左右我走到小五金厂和我们冶炼厂之间时，突然从后面蹿出一男的，一把将我搂住，我问：‘你要干嘛？’他威胁说：‘把表摘下来，你喊我就捅死你！’我那块‘英纳格’表是我省吃俭用小半年才买到的哪能给他啊，所以我就一边挣扎一边喊‘救命’，谁能想到他拔出一把三棱刮刀照着我脸上就捅了两下。我当场就被戳迷糊了，这男的趁机抢了我的表跑了。警察同志，我破相了倒没嘛事，但那块‘英纳格’你们可一定要帮我找回来呀！”
“那男的大约20来岁，中等个子，圆方脸，没戴帽子，留着高平头，穿着件蓝色的棉袄，说话是天津口音。”
后来报警的是小五金厂女工董智玉，她来派出所的时候右手被纱布缠满。她是这样介绍她被害经过的：“今天我上的是7点的班，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6点30分左右，当我走到一片庄稼地旁的土路时，冷不防背后有一男的将我摔倒在地，嘛话都没说就用三棱刮刀朝着我的右胳膊就捅了三四刀，然后把戴在右胳膊上的一块‘上海’表抢走了。在我喊‘救命’的时候，那男的朝新村大楼方向跑了——”
董智玉所描述的犯罪分子的样貌特征和穿着和田瑞淑描述的高度吻合，且两起案件相隔只有半个小时，作案目的都是为了抢劫手表，因此红桥分局刑侦科的侦查员们判断两起案件极大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分子所为。由于案犯来去方向都在丁字沽新村大楼一带，再加上当时天气寒冷，而案犯却没有戴帽子，因此警方估计他的家距离犯罪现场不会太远，于是确定以丁字沽街为重点展开排查。
丁字沽街道党委在得知辖区内短时间发生两起针对女工的行凶抢劫案后高度重视，立即表示全力配合警方的工作，随即在街道党委的召集下，召开了由各居委会治保干部和丁字沽派出所各居委分管片警参加的紧急会议，要求他们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侦破工作。
面对丁字沽街道党委的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不论是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还是普通居民群众无不积极响应，很快大量揭发材料和线索笔录被汇集上来，警方从这些线索当中排出了四个可疑的嫌疑对象，但经过全面核查很快被一一排除嫌疑。
初战受挫让一些侦查员的思想产生了波动，认为丁字沽“没搞头了”，不如另辟战场。但是红桥分局刑侦科科长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先前对案情的分析和判断并没有错，是有根有据的，在丁字沽一带之所以没有挖出案犯来，不是因为案犯不存在，而是前段的排查工作做得不细所致。
因此，分局刑侦科决定继续深入发动人民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力量，采取分片包干，责任落实到人的做法重新对丁字沽街道辖区进行摸底排队工作。
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排查，发现丁字沽街道在1969年有十七名青年下放去了黑龙江省的嫩江农场，因此户籍从丁字沽街道迁出，但他们时常会回家探亲，所以在前段时间的排摸中，这十七名青年没有被排查到。这些人中不乏过去曾有过偷摸和抢劫前科的人员，也不乏相貌特征和受害人描述的犯罪分子较为相似的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案发时都在天津，但案发后就先后返回了嫩江农场。警方据此判断，犯罪分子应该就在这十七人当中。
嫩江农场党委反映：1973年4月6日晚，嫩江农场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抢表案，一名犯罪分子趁着农场礼堂放电影和演露天戏的机会窜入女工宿舍，见宿舍里只有一个女工时就猛扑过去，试图抢夺她的手表，女工大声呼救，犯罪分子见状仓惶逃出门外，结果发现没人应声，于是又立即返回屋内，拔出三棱刮刀进行威胁，将该女工刺伤后抢走一块“梅花”牌手表后逃跑，此案至今未破。
侦查员随后和农场党委共同研究了这起抢劫案和丁字沽抢表案的关系，发现这两起案件的案犯特征和作案手段以及行抢目的基本相同，判断两起案件有极大可能是一人所为。于是，嫩江农场公安局在4月15日召集下属七个分场的派出所所长召开紧急案情动员会议，会上进行紧急部署，要求各分场派出所在会后回辖区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同时指派四名干部协助红桥分局刑侦科的同行一起协同作战。
经过七天七夜的紧张工作，很快查清了这十七名来自天津丁字沽的男青年的情况，经过筛查，本场一分场职工、发现时年22岁、家住丁字沽东大楼61号楼的郁国钧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查实，郁国钧1969年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嫩江农场，其父原为天津某大厂工人，1960年因为盗窃和调戏女工而被“双开”（开除厂籍、开除工会会员籍），此后就在家中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郁国钧受其父的影响，也有样学样的不学好，倒把其父的盗窃和流氓手段学了个十成十！在学校里就经常打架斗殴，调戏女同学，毕业的时候还背着留校察看的处分。被分配到嫩江农场后不久就因为殴打保健站大夫（原因是保健站大夫不肯给他乱开病假条）而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1974年春节前夕，郁国钧请假回天津探亲，其父母反映其在2月22日、也就在案发当天中午在天津站搭乘12点55分的火车离开天津回嫩江农场，按照平时的惯例，他应该在2月23日抵达农场，但根据农场的签到记录，郁国钧到达农场销假的时间是2月26日，这中间三天时间郁国钧去了哪里没有人可以证实。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侦查员访问了郁国钧所在连队所在排的排长，排长表示他也不清楚2月23日至2月26日郁国钧去了哪里，但是却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情况：郁国钧在4月3日至4月10日曾未经请假而去了一趟哈尔滨。
郁国钧为何要去哈尔滨？去哈尔滨干了什么？他在春节探亲归途中是否也曾在哈尔滨逗留呢？
于是侦查员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哈尔滨多方调查，结果一无所获，只好又返回嫩江农场。
正当大家为丢失线索而挠头的时候，有一封从哈尔滨寄给郁国钧的信被农场公安局扣了下来，信是家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平安街102号的女青年王某某寄来的，经查王某某系七里泡农场的职工，和郁国钧是朋友关系。侦查员据此分析郁国钧在哈尔滨的落脚点十有八九就是王某某家，于是又再度赶往哈尔滨进行核查。
在道里分局的协助下，侦查员在平安街治保会了解到：春节期间，王某某家的确来过一个天津的男青年，其样貌特征同郁国钧高度吻合，据此判断这个人就是郁国钧。随即侦查员以嫩江农场党委干部的身份直接来到王某某家了解情况。
王某某原本支支吾吾不肯说，但王某某的母亲是平安街的街道代表，在得知郁国钧可能牵扯持刀抢劫犯罪时，立即将王某某训斥了一顿，严词要求她必须向组织说实话，不得隐瞒，否则家法伺候。王某某没办法，最后还是把实线日，我从哈尔滨乘火车回七里泡农场，只买到一张半途票，当火车快到嫩江时，列车员开始查票，我急得惊慌失措。这时，郁国钧把他的车票偷偷给了我，帮我混过了查票。因而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从此就来往上了。1974年春节后，他探亲回农场的途中和四月初来过我家两次。说在火车上丢了60元钱，还带着一台收音机……
一听到“火车票”，郁国钧见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他认识王某某的情况，于是不得不讲出了他在火车上和王某某相识的真实经过，和王某某所说的基本吻合。
至此，侦查员已经认定郁国钧就是犯罪分子，于是加紧向他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郁国钧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唯一出路。最终在经过6个小时的突审后终于攻破了郁国钧的心理防线日在农场持刀抢表的罪行，还交代抢劫的梅花牌手表已经被他在天津变卖，获得赃款180元，而表带和作案用的三棱刮刀被他抛弃在一分场的一口水井中。